国台办：美方应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

[56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976页。

人们常常沉浸在一种空虚、无用甚至荒谬的自我感觉中，无论多少外在的成功也不能将之驱散[④]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，工作与休闲并没有完全分离，它是整体性的、田园式的，工作之中有休闲，休闲之中有工作，如此等等。

[⑦] 托马斯·古德尔：《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》，第149－150页。[⑥] 杰弗瑞·戈比：《你生命中的休闲》，第393页。无论道家的慈爱和无用之为大用、儒家的仁爱和无所为而为，还是佛教的慈悲和如如，都指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，即主张以爱对待人和万物，对待宇宙自然界，在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中体验真正的幸福与快乐。这是丛书作者从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，也是休闲的意义所在。这套《休闲研究丛书》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参考教材。

[④] 杰弗瑞·戈比：《你生命中的休闲》，第392页。但是，就思维方式而言，后现代的模式与现代模式是对立的，而与传统取向是接近的，而传统提供给我们的遗产是决不能轻视的。德治是治理者的内在德性、人格修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现，此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。

汉儒曾封孔子为素王，意思是孔子虽然未立于王者之位，却为后世制定了王者之法。道统是对治统、政统而言的。[2] 在孔子看来，最重要的是，以德引导人民，以礼规范人民，使人民有荣辱感，能够自觉自愿地从事各种活动，这样就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一切都是空话。

儒家提出道统说，就是维护其价值理想的一种努力。只有具备圣人之德，才能实现王者之治。

就是说，要讲诚信，守信用，不可朝令夕改，更不可为所欲为。这里所说的志，就是人民的自由意志，体现了人民的人格尊严。仁是一切德性的总根源，其他各种德性（义、礼、智、信）都是从仁德中发生出来的，是仁在不同方面的表现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法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
这里，为政者的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。孔子是儒家所尊崇的圣人，但不是王者。孟子还认为人民的意愿是重大决策的最后依据，其中包含古代民主的某些因素。政治行为则完全是公共事务中的活动。

对于孟子的治民之产，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作出解释，不必拘泥于井田制那样的理想方案。比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，其中虽然包含着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，但整个说来只是一种古代的乌托邦。

同时，德治学说则可以同现代法治建设相结合，融入法治之中，提高法治社会的人文因素。这一方面表现出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立场，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。

二是理想何以实现的机制问题。总之，儒家的德治学说，经过重新划界之后，仍有其积极价值，它可以成为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吸收进来。所谓客观理性法则是指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、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理性认识，这种认识也需要一些前设条件，比如理性人、契约关系之类，但是，这同将人视为德性主体的那种认识是不同的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说，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直到治国平天下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后来发展出科举制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的最主要的取士之道。真正说来，内圣与外王是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，二者既不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，也不是内外等价关系。

这当然不是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，而是通过咨询方式，相当于现代的民意测验。德性学说是儒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，也是儒学的核心，对于提高人生境界、实现人生价值具有重要作用。

儒家举贤才的主张就是渴望实现这样的贤人政治（也就是精英政治）。仁声是靠实际行动及其影响产生的，不是靠言辞所能取得的。

由德性而来的伦理，即德性伦理（这是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伦理的重要特点），虽然与社会政治有密切联系，但毕竟是有区别的。这就意味着，治理者只有进行德性修养，具备了圣人之德，才有资格成为王者，才有统治的合法性。

但这是就社会政治领域而言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。但在儒家看来，从德性到德治，既是一套治理原则的实现，也是一整套价值理想的贯彻。政治主体同道德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是不同层面的活动。当时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学说以免遭祸，但朱熹说，吾平生所学，惟‘正心诚意四字，如何弃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保持一位卫道者的气节而已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一切政令都要符合人民的意愿，并要取信于民。史书上有举贤不避仇、举贤不避亲[4]之说，但这只是一个典范，这样的典范并不能保证所有举荐者皆为贤人。

孟子还有以民为天的思想，他在形式上接受了王权天授说，但是，天并不会说话，天的意志是由人民代表的，人民的意愿就是天意。德性（即内圣）是个人信念和修养问题，靠个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。

在过去的专制社会，人民虽然不能成为民主社会那样的政治主体，但是在儒学的浸润下，可以享有道德上的尊严。因此需要一系列客观理性法则以及程序化的规则，只靠个人德性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，而且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。

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，人民成为政治主体，不仅享有法律上的民主权利，而且更应该享受到人格上的尊严。治民之产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，而藏富于民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。道理很简单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，人的因素都是最重要的，法是靠人来执行的，现代法治社会更加需要人的道德素质加以保证。执鞭之士决不是从事耕种的农民，而是用车马运载货物的商人之类。

德治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富民政策，使人民享有财产权，能够敦土而安乎仁。孔子说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

儒家道统是一套心法，如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，惟精唯一，允执厥中这样的教义，虽然被认为具有普遍性，但在处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时，是很难找到对应物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家的德治学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条件。

但德性是人性修养之事，与社会政治治理是两个问题。圣者为王当然是理想境界，但圣人未必一定为王。